
日本京都知恩院藏《牡丹圖》

朱瞻基壺中富貴圖
宋代的絹素之上,牡丹從不是單純的圖像符號,而是被筆墨賦予靈魂的美學載體。彼時,牡丹因“花中之王”的雍容成為朝野追捧的意象,而在宋人筆下卻褪去浮艷,沉淀出雅致清逸的風骨。無論是工筆重彩的細膩勾勒,花瓣層疊間暈染的光澤如凝脂流韻,還是水墨寫意的寥寥數(shù)筆,墨色濃淡間自有疏朗意境,宋畫都將牡丹的豐姿與神韻,定格成跨越千年的視覺盛宴。
日本知恩院藏有一幅宋代《牡丹圖》,畫上共12朵盛放的牡丹,尺寸超大,花色各異。盛花器皿是一只類似簋的金色青銅器,器形圓滿端莊,紋飾線條飽滿,連拉環(huán)都被畫成滿圓,材質(zhì)似為青銅,也可能是金?;ǘ洳宸排c花器呈“品”字偏圓形布局。細密的絹絲雖已襤褸,但其靜穆而雍容華貴的氣質(zhì)仍令人震撼——它是傳世牡丹圖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幅。
這幅畫沒有落款和印章,缺乏直接證明身份的“有效證件”,故少有人能說清其陳年往事。但其細節(jié)獨特而豐滿,縱使后世藝術(shù)家想象力再豐富,也無法杜撰出如此天衣無縫的完整性。從諸多線索推斷,它應出自宋朝名家之手,定制者或為身份非凡的官員,甚至可能就是某位皇帝。
宋真宗景德元年(1004年)冬天,澶淵之戰(zhàn)進行到生死存亡之際,大將高瓊幾乎是架著真宗臨陣督戰(zhàn),樞密院事馮拯大聲斥責高瓊無禮。高瓊怒目圓睜,沖馮拯吼道:“你來賦詩退敵??!”在高瓊和宰相寇準的努力下,宋朝最終獲得勝利,并迎來了文官主導的時代。戰(zhàn)爭結(jié)束后的第三個春天,宋真宗舉行了規(guī)模宏大的“賞花釣魚曲宴”,他帶頭賦詩并要求群臣唱和。
“賞花釣魚曲宴”始創(chuàng)于太宗朝,根本目的是“崇文抑武”?;顒觾?nèi)容有賞花、釣魚、射箭、賦詩、宴飲等,文在前、武在后,凡有一定品級的官員均須參加?;顒佣ㄓ诿磕昴档な㈤_時,多在農(nóng)歷三月或四月,賦詩是核心環(huán)節(jié):皇帝率先作詩,群臣唱和;或由皇帝出韻,官員依韻創(chuàng)作。為檢查詩作質(zhì)量,皇帝有時當場點評——寫得好的人會因獲得褒揚而欣喜,寫得差的會因遭訓誡而窘迫。詩作完成后,皇帝命人收集刊印,人手一本傳閱。因此,對不善文辭的官員而言,這無異于當街示眾。為保全顏面,他們千方百計推辭。但皇帝正欲借此敲打他們,督促其修習文事,故寫好牡丹詩成為當時朝臣的必修課。
宋真宗還特別關(guān)注牡丹中的祥瑞之花,因崇信道教,他視奇花異草為天降禎祥。哪些牡丹堪稱祥瑞?并蒂、花色奇異、尺寸超大者皆是,知恩院的《牡丹圖》悉數(shù)吻合。每逢宮苑出現(xiàn)此類牡丹,真宗便命大臣題詠。相比寫詩,作賦難度更高,需以繁縟辭藻發(fā)微言大義,非才高學富者不能勝任,名臣夏竦正是此中翹楚。
夏竦出身寒門,天賦卓異,位列中樞且常為牡丹撰詩,故格外留意相關(guān)掌故。宋真宗天禧元年(1017年),趙匡胤之婿魏咸信去世,夏竦奉敕撰墓志銘?;际论E時,他發(fā)現(xiàn)魏咸信曾獲一叢名貴牡丹,每朵花皆千葉,花色艷異祥瑞,遂進獻岳父趙匡胤。趙匡胤大喜,命人將花插入金壺,置于玉盤,并召畫家黃居寀圖寫此景。畫成后,趙匡胤賜予永慶公主,也就是魏咸信妻。插花的金壺為特制器形,明宣宗《壺中富貴圖》所繪牡丹亦插于壺中,不過并非金色。宋太祖金壺顏色與知恩院《牡丹圖》的青銅器盆相似,材質(zhì)或銅或金。夏竦聞知此事,即遣人打聽畫作下落,得知仍在魏府,掐指算來至少存世40余年。他感慨戎馬出身的太祖竟有此雅好,遂將此事寫入墓志銘中。
盡管有人每逢雅集便才思滯澀,卻仍以能參加活動為榮——這既是地位的象征,也是朝廷對其才學的認可。況且宦海風波難料,長伴君側(cè)者幾何?所以這令人頭疼的牡丹詩會也顯得彌足珍貴。夏竦為魏咸信撰墓志銘數(shù)月后,就因治家不嚴之罪外放,蹉跎多年。待其返京時真宗已逝,少年天子仁宗繼位,皇太后劉娥垂簾。這年恰逢宋仁宗守孝期滿,朝廷重啟“賞花釣魚曲宴”,規(guī)模逾前,惜夏竦尚在返京途中,未能與會。
仁宗自8歲起便隨父參加“賞花釣魚曲宴”,對流程了然于胸。次年春,景靈宮現(xiàn)雙頭瑞牡丹,此處是奉祀黃帝及趙宋先祖的圣殿,真宗在世時極重視其祥瑞。每逢景靈宮出現(xiàn)瑞牡丹,必命人賦詩,命畫工繪畫。此次雙頭牡丹再現(xiàn),仁宗循例命大臣作詩寫賦,夏竦以“雙枝合干者,兩宮共治,永安宗社之符”為主旨作賦,深得皇太后嘉許。仁宗又命取出歷年所繪雙頭牡丹,令館閣眾臣賦詩。若說“賞花賦詩曲宴”在太宗時期尚顯生硬,至仁宗朝則演變?yōu)楹钐N藉、潤物無聲的教化。
仁宗自幼按皇位繼承人培養(yǎng),深諳祖父設(shè)宴的本意,執(zhí)行時不僅一絲不茍,有時還會主動制造“考題”以強化效果。有一年農(nóng)歷三月,后苑牡丹正艷,20歲的仁宗擇吉日舉行“賞花釣魚曲宴”,流程上多與往年相同,只新增一項:至清輝殿賞唐明皇山水字石。仁宗突然當場命題,要求眾人現(xiàn)場作詩,面對新題目,不善作詩者頓時窘迫,他們積攢的“萬能句”全然無用。仁宗卻不罷休,命眾臣署名錄詩,交付中書考評優(yōu)劣。夏竦作為中書骨干且詩才出眾,自然是主評,一番操作后,竟有官員因詩劣遭貶。仁宗此招立竿見影,許多官員比真宗時期更愿潛心讀書,所以在仁宗朝涌現(xiàn)大批“多邊形”官員——他們既有文集著述,還在工作上展現(xiàn)專長,為宋代文化的輝煌奠定了根基。
在北宋幾朝皇帝持續(xù)推動下,牡丹文化空前發(fā)展:牡丹種植規(guī)模擴大,研究專著迭出,士大夫以牡丹詩唱和,許多珍稀牡丹被大量圖繪——或飾于屏風,或置于案頭,后世經(jīng)典牡丹繪畫主題“玉堂富貴”即肇始于此。牡丹終脫唐代的脂粉氣與庸俗的富貴氣,成為文人士大夫案頭上當之無愧的“百花之王”。北宋嘉祐六年(1061年)三月,春和景明,后苑牡丹競放,年過半百的仁宗舉辦了此生最后一次“賞花釣魚曲宴”。體弱多病的他如往常作詩命和,兩年后,仁宗病逝,延續(xù)了80年的“賞花釣魚曲宴”逐漸落下帷幕。
宋哲宗即位期間,在多重因素交織下,這項延續(xù)一個多世紀的盛事最終在皇太后高滔滔手中廢止,無數(shù)類似知恩院《牡丹圖》的繪畫作品也長鎖宮闈,湮滅于歷史長河中。耐人尋味的是,廢止“賞花釣魚曲宴”的高滔滔正是宋初大將高瓊的曾孫女。
宋代文人以“格物致知”的態(tài)度觀花,于牡丹的俯仰開合間,窺見自然的精妙與人文的情懷。它既承載著對盛世太平的期許,又暗含著文人雅士淡泊自持的心境,在濃淡相宜的筆墨里,平衡了富貴氣象與清雅風骨。這份獨有的審美意蘊,讓宋畫中的牡丹超越了物象本身,成為中國古典繪畫中不可替代的經(jīng)典。(陸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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